假如我们都认真起来去找茬儿

作为一名医疗卫生记者，我曾经跟着食品卫生监督所去查抄过加工豆腐、卤肉、馒头等肮脏得令人作呕的黑心作坊，每去一回，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不会再吃这些东西。但我嘴馋，后来我采取“间忘法”(即“间歇性遗忘法”)满足口腹之欲。

当我吃的时候，尽量不去想眼前食物是否卫生，不去想其来源是否可靠，不去想其中是否有毒，不去想那些包装精美的食品中所加的添加剂是否安全，不去想保质期内的食品是否真的没有过期，不去想商家是否挂着羊头在卖狗肉，不去想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是否真的绿色，不去想出事后专家的辟谣是否仅为安抚民心，不去想有关部门的一次次重拳出击是否如秋风扫落叶般彻底……否则，我真的难以下咽。

吃撑了的时候我会想：假如我是农民，我一定要用最淳朴的耕作方法种绿色无公害的蔬菜、水果、粮食，这样的农产品一定受人们欢迎，应该能挣钱。但理智的人立马给我泼来一盆凉水：你的效率低下、产量不大、成本太高、卖相不好，一定会被市场淘汰。当农民是发不了财，我只能自保了：园子里种一些够自家吃的绿色作物，其余的昧着良心走市场规律吧!我能保证自家人不被害就行了!

当我在设想假如我是一名养殖户的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正气凛然了。我想：我能不能不给猪饲料加生长素?我能不能不给鸡鸭喂激素?我能不能不往鱼池里倒麻醉药?我能不能让牛奶不含致癌物?理智的人敲敲我的脑袋：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而你却想独善其身，那就是死路一条。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吧!既然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干这些作孽的勾当，那我就在自家院子里养几只猪牛羊、鸡鸭兔，鱼缸里养几尾鱼虾，自给自足吧!

我又想：假如我掌管着一家食品大企业，那我应该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加工运输链的安全，如果我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弄虚作假，那我得有相当黑的心来拷问自己：作恶多端许多年，现在有钱享福，身后能否买通天堂路?假如我是小食店的老板，今天我用廉价的地沟油为顾客烹饪中华美食，明天我的孩子能否找到一个体格健康、基因没有突变的对象?

假如我是食品经营者，我的市场进进出出的蔬果、肉蛋、乳品、主食等等生活必需品，我在向顾客推荐的时候能否无愧于心?我能否放心让家人食用?好像这个更难把关，因为即使我善心未泯，即使供货方提供了齐备的安全手续，也无人能保证这些手续就能经受得住严格的检验。毛主席也说过：“世界上的事，怕就‘认真’二字”。这是至理名言，对中国的食品问题尤其如此。

这些假设如果都无法成立，那么，假如我是监管者，我手里有权了，应该好办了吧?别想歪了，我不是要以权谋私，也不是想耍滥权，我只是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让奸商屁滚尿流地赶紧滚蛋，目的是净化市场。但理智的人又悄悄提醒我：你知道人家背后有什么来历吗?你知道人家是谁吗?别碰老虎，打打苍蝇行了!想想自己的前途!天呐，吓我一身冷汗!

设想一个个被推翻，不由得一阵灰心，但我不绝望。我想：假如我是超人，白天我上自己的班，晚上我身披侠袍行侠仗义，且不受任何现实世界的伤害，那岂不乐哉!很快，不用理智的人提醒，我自己就醒了：一定是穿越剧看多了，以为撞一下墙，就能到达另一个世界。事实上，我每天还是吃着这些不可深究的食物，苟且偷生着。

不过，每当看到一则则超出人们想象的奇异事件曝光的时候，当听到医生说现在的患癌率攀高可能与环境和食品污染有关的猜想时，我就会感慨老妈当年的英明。

差不多在20年前，老妈听说市场上卖的豆芽是用尿素催出来的、白花花的面粉是加了增白剂的、农民卖的菜自己是不吃的，养鸡场的鸡是激素催大的。之后，老妈就用竹筐自己发豆芽，买菜时挑虫眼多的买，在老乡家寄养十几只小鸡，还从老乡家买来小麦到城乡结合部的磨坊去看着磨面。当老妈全身沾着面粉回到家，我和哥哥还私下里怪她事儿多，为什么粮店的面粉别人都能吃，就我们要那么麻烦地自己去磨面?

多年后，那些吃喝不忌嘴的叔叔阿姨，有些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有的已经化为尘土，我的父母虽然也有一些慢性病，但是血压血糖血脂正常，牙齿全是原装，每次体检还能受到医生的表扬，这可能还得多少归功于老妈的多事儿。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人人回归田园，都去做自给自足的农耕者。因为，即使在无污染的原始农业社会，部落之间也存在以货易货的贸易往来。所以，仅仅看护好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保证别人的货物安全;反之，不吃自己加工的毒食，也难免吃到别人用粪泡出来的臭豆腐。

假如我们不能改变世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让我们都认真起来，该找茬儿的时候要去找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