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禁农药滥用调查
一路寻访菜农、农资店老板后,记者顺着这一条剧毒农药的生产销售线索,一路摸索,试图找到生产厂家,却发现农药外包装上的生产厂家地址只是一片居民区。而真正对外批发剧毒农药的厂家,似乎只隐藏在电话线的另一头。
“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
按照购得的一瓶农药上的生产地址,新记者试图找到其在临沂的生产厂家,但在走到其提供的地址时,却发现该地只是一片居民区,根本不存在农药厂。而经销商孙华则告诉记者,为了减少中间的成本,自己也试图直接前往厂家进货,但宣告失败。“即使是市里的农资市场,农药也是由农药厂的推销员上门送货,很难找到他们的厂家地址。”
孙华分析说,这些禁止生产的农药,都是那些化工厂偷偷生产的,“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
根据孙华介绍,记者以大量批发为由,联系到临沂市沂南县一家农药厂家的负责人,在问及有无甲拌磷等禁药销售时,该负责人一口回绝,表示“这些是不能生产的,厂里没有”;但在记者几次发短信表示诚意后,对方打来电话暧昧地表示:“可能还有之前的存货,等等帮你问问再说。”
“666粉因为买不到,慢慢地就没人用了”
“只要没有生产,没得卖,也就没得买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问及如何杜绝使用禁药的建议,无论是菜农还是农药经销商,都给出了这一观点。有菜农以曾经一度泛滥的“666粉”举例,剧毒农药666粉因其高效的杀虫作用,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农田大量使用,后被正式禁用。“因为查得严,这些年已经很难买到了,即使听说还有,但是也不好找。”菜农告诉记者,“因为买不到,慢慢地也就没人再用了。”
在接到农药厂家负责人电话表示“可能还有存货”后,记者随即在临沂市农业信息网的“质量监督”板块看到,有关市内各辖区对于农药市场监管的工作与行动一直紧锣密鼓。其中,5月10日的一则信息是:“苍山县积极开展禁限用农药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周江宁说即使是在超市开了绿色柜台,他也不敢扩大规模,因为销售市场就那么大。
不用毒农药的蔬果普通人吃不起
别处卖8元一斤的草莓,这里卖到20元才能收回成本批发市场的菜贩不敢进货,只能引高消费群开私车进大棚现买现卖。
在苍山县,并非所有菜农都使用禁药。一度也投身于农药大军中的周江宁在五年前做出决定,弃用高毒农药,改用低残留药品种绿色蔬菜。五年之后,虽然自己的绿色大棚办得顺风顺水,但他却感叹自己的种植模式无法推广,规模也得不到更大的扩张他的菜价太高了。
人工成本大幅提升
2007年,周江宁贷款在县城边缘承包了30亩农田,全部种了大棚。为了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他专门去日本呆了一个月。回到苍山,周江宁聘请了几个当地的劳力,开始一套绿色种植模式。
首要的标准就是摒弃用了多年的剧毒禁药,不只是甲拌磷等高效药物,即使是一些不在国家禁药名单之列,但是残留较高的高毒农药,周江宁也坚决不用。根据自己种植的黄瓜、西瓜、西红柿等作物的需求,他选择了一批低毒无残留的低效农药,甚至在某些作物上干脆不用农药。
选择这些药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工成本的大大提高。平时的一亩黄瓜,按规律用过几次高毒农药后基本虫子可以绝迹,而周江宁的种植大棚里却需要按时进行人工除虫。一天除虫不及时,一批蔬菜就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另外,低效农药需要多次喷洒,并且为了确保无残留,间隔时间及数量控制均要有严格的人工把关。为此,周江宁不得不加大聘用的工人数量,“一年的人工成本最低也要在20万块以上”。
太贵了菜贩不敢要
即使是在人工成本上不断投入,仍然避免不了虫害的蔬菜产量依然无法和使用高度农药的田地相比,相同面积的田地,周江宁大棚的产量最多只能到普通田地的三分之二。而在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之后,想要盈利,周江宁唯一的办法是,出售时菜价远高于普通田地。
从逻辑上看,绿色蔬菜的高价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周围的消费水平,周江宁不得不面临没有市场、难以与普通田地竞争的问题。
“就说草莓吧,其他地里都卖七八块钱一斤的时候,我这里必须卖到20多块才能收回成本。”周江宁说,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市场,成了个大问题。
苍山县传统的销售模式是,菜农把蔬菜集中到几个批发市场销售,市场方面的菜贩一车一车地把蔬菜销往国内上海等大城市。对这些市场上的菜贩而言,每一分钱的批发价格的波动都极为敏感,至于周江宁的动辄几倍于他人的绿色蔬菜,这些菜贩选择敬而远之。
“他种的再好我们也不要,”在批发市场,一名常年往苏州卖菜的菜贩告诉记者,“所有往外的销路都是固定,价格的波动也是按照市场来的,他的那些绿色青菜太贵,我批发了到那边,找谁卖?再说了,他说是绿色的,我怎么信?就算我信了,人家怎么信呢?”
开放大棚现摘现卖
在传统的批发市场面前,周江宁的绿色蔬菜是一个另类。为了解决高价蔬菜的市场问题,周江宁想到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把绿色和安全这两个品牌打出来”,另一方面,周江宁在四处寻找外地市场无果的情况下,干脆放弃了蔬菜对外的批发,瞄准了本地的市场。
“虽然是个县城,但是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有的,”周江宁分析,“就挣这一部分钱。”
想要证明自己的蔬菜是绿色的,放在市场上同时卖,周江宁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理由,于是,他把市场搬到了种植大棚现场采摘现场卖。
在第一年亏损之后,绿色种植的第二年,消费能力较高的人群开始开着私家车前往周江宁的大棚买菜,几家超市也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专门提供了绿色柜台。五年后,周江宁的绿色大棚实现了菜价几倍于普通农田,蔬菜却并不愁卖的局面,如今一年的净利润在三四十万元。
但这种绿色模式因其销售市场太小,并不能看到推广的可能性。“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一拨有钱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买我的菜,即使是我自己,暂时也没法再扩大规模了,因为本地销售市场就那么大。至于外地市场,一直在寻找,但是暂时也还没有突破。”周江宁感叹说,“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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