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子库三十年：精子质量低 买精不容易

一份合格的捐精者的精液，“生产周期”需要6-10个月。

当市场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时，地下市场就会形成。有捐精者的目的就是“上床”。

我国规定一份精液最多只能供5个妇女使用。一个捐精者只能固定在一个精子库捐精。

在美国，精子库的主要买家一半是想要孩子的单身女性和同性恋伙伴，购买方式以电子商务为主。在中国，精子的采购者，必须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三证齐全。

对着日本AV女优小泽玛利亚的照片自慰，你可以得到大约三千元人民币的“补贴”。

位于北京大慧寺路12号的北京人类精子库规定，年龄22到45岁的健康男子、中国公民，若无传染病、遗传病以及重大疾病，没有吸毒、酗酒等不良习惯，均可自愿捐精，获得“补贴”。

北京人类精子库有四个“取精室”，里面的布置相似。房间都在5平方米左右，一个粉色沙发，三面墙壁和房门后面都贴着一些没有露点的女明星或者男女亲密照片。沙发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卷卫生纸，墙壁上还有一个电源插槽，这是方便捐精者自慰时观看自己电脑里的视频内容。

按照中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捐精者不用担心依靠自己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后向他要抚养费，孩子对他也没有赡养义务，孩子只对使用捐精者精液的夫妻具备赡养义务和财产继承权。精子库会为捐精志愿者及人工授精的后代提供婚前咨询，尽可能避免近亲结婚的伦理灾难。

像北京人类精子库这样获得过卫生部门正式审批的人类精子库，目前在中国大陆有15家。

2012年9月初，一则关于“广东精子库告急”的消息广为传播，同时一条关于“捐精能买房”的微博也引发了大众对捐精的关注。

中国各地的精子库现在到底处于怎样的情形?

真假告急

陈振文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科研所研究员，现任人类精子库管理学组组长，2012年3月从北京人类精子库主任位置上退休。按照他的说法，目前我国精子库的精液生产量“基本满足社会的需求，不存在告急一说”。

而且，按照我国对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个捐精者一生只能在一家精子库进行精液捐赠，并且当一个捐精者的精液让5名妇女受孕，或者精液在精子库的储存量超过40支的时候，就不允许再捐精。

这也意味着，“捐精能买房”在中国没法实现。

“不是社会对精液的需求多了，而是采集有一些困难。捐精有一定的标准，而整个社会的精液质量有所下降。”湖南卫生厅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份合格的捐精者的精液，“生产周期”需要6-10个月。捐精者先是需要到人类精子库进行精液采集，确定精液合格之后，进行全面体检，确认身体健康，才开始进入捐精周期。大概每周捐一次，每次捐赠都能获得一定的“误工费”和交通补贴等。

大约十次捐精之后，精液采集工作完成。半年之后，捐精者需要再进行一次艾滋病等传染病检测和筛查。确认没有问题后，捐精者的精液才正式成为一份可供使用的合格产品。

国外的精子银行也是差不多的捐赠周期。

整个捐赠过程下来，一位中国捐精者大概能拿到总共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补贴。

这些精液产品只能销售给卫生部或省级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生殖中心。生殖中心再将精液用做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

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到广东省人类精子库捐精者当中95%以上是大学生。3年前《河南商报》的一则报道援引河南省精子库主任李玉山的话称，河南省人类精子库“捐精主力”是大学生，但“遗憾的是，精子的合格率不足20%”。

当市场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时，地下市场就会形成。用QQ搜索捐精，会出现很多“自助捐精”和“求精”的群号。这是一个不受监管的领域。有捐精者的目的就是“上床”——通过性交方式使求精女性受孕，且多是免费为主。有的则是去宾馆开个房间，捐精者通过自慰取出精液，交给求精女性的丈夫。

2012年8月，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的主管部门，由卫生部科教司转移到了妇社司。随后妇社司召开“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座谈会”并表示，有少数地区监管不力，某些辅助生殖技术机构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活动;一些未取得资质的机构和个人非法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也存在促排卵药等特殊药物网上随意销售及滥用问题等”。

卫生部科教司原副司长于修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卫生部针对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系列问题，已经开始了一轮整治。

由乱到治

1981年，我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接到一个自称“无精之人”的患者来信，信中问到为什么有牛和猪的精子库，却没有人的精子库，“如果有，我愿意让我的妻子通过接受捐精者的精液来受精。”

如今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的卢光琇，当时正在学习老鼠胚胎的培养。拿到父亲转来的这封患者的信之后，决定投身试管婴儿领域。她先是到北京郊区参观了一个牛的精子库。

“那时候牛的精子库已经很规范了，卫生标准很严格，进去都要消毒。那里主要通过做一个假的母牛让公牛骑跨来取精液。”卢光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到长沙后，她成立了试管婴儿实验室，开始介入精液冷冻技术领域。

卢光琇回忆称，跟现在一样，当时的捐精者也主要是高校老师和学生。体检也就是根据入学检测，合格者的精子就会被采纳。

1981年底，卢光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精子库，她约来那个给她父亲写信的患者。最终，患者妻子通过人工授精成功在1983年初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当时很多人肯定我们的成绩，但也有人骂我‘把人当牲口’。”卢光琇说，“那时候全国很多地方建设了精子库，也确实造成了各种问题。比如，有个中医院，连精子库都没有，患者需要精液，门口一个修皮鞋的进去捐精，中医院便将热乎乎的新鲜精液直接输入给患者。”

1988年，卢光琇去法国学习冷冻胚胎技术。当时卫生部的一个司长让她顺便考察法国的精子库建设和管理情况以备为中国所借鉴。回国后，卢光琇拟定了精子库的管理草案，包括伦理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和“中央精子库”等。

就在这一年，卢光琇组织了一场关于精子库法律道德的伦理原则研讨会，提出希望卫生部对全国精子库做监管。但当时正好赶上中国人口剧增，搞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遭遇到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时她建设的精子库是国内第一家，也只让他们每个月做少量几起案例。

1990年代是生殖中心“野蛮生长”的年代，一些机构和医生为争取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方法大胆，结果出生缺陷等问题大量爆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

2001年，中国科学院的一次“香山科学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包括卢光琇在内的一些与会者，纷纷呼吁国家加强对辅助生殖中心的管理，特别是加强对技术滥用的监管。与此同时，卢光琇利用其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严格管理辅助生殖技术的提案。

不久后，卫生部在上海组织讨论辅助生殖技术是否要管理、怎么管理等问题。当时的一个共识是，精子库也要进行管理。精子库不管理便可能会成为继输血之后的第二个艾滋病的重要来源。“而卫生部觉得管理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派了于修成来主抓这个事情。”卢光琇说。

权力下放

二十年磨一剑。2001年8月1日，《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正式施行。

“两个办法”规定，申请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对申请开展供精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衍生技术(试管婴儿)的医疗机构，由卫生部审批。

而人类精子库的成立皆由卫生部审批。人类精子库的精液只能给生殖中心使用，不允许进口和出口精液。另外，一份精液最多只能供5个妇女使用。一个捐精者只能固定在一个精子库捐精。每个省最多设立一个精子库，生殖中心的数量也要严格控制。

“两个办法”颁布前，经批准的辅助生育技术中心数量有200多家，而在颁布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00家以内。

一年后，全国精子库重新洗牌，一些医院的人工授精资质被撤销，变成了提供生殖保险业务的机构，比如精子保存：有些患有恶性肿瘤需化疗，或是工作环境受到强辐射，于是提前保存高质量的精子，待生育时取出使用。一年保存费一般在千元左右。

2002年10月，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中信湘雅)在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的“亲自策划”下成立。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信湘雅是国有与民营资本的结合体。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信湘雅58.04%的股份，湖南湘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46%。卢光琇个人持股24.5%。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是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南湘雅集团则由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68%，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各占股16%。

卢光琇透露，中信湘雅的精液库存量在25万份左右，其中有10万份冷冻的精液。目前正向全国23个省市45家生殖中心提供精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试管婴儿中心，2011年诞生了18000个试管婴儿。

截至2007年6月30日，卫生部共审核批准了95家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10家机构(湖南、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山东、山西、河南、重庆)设置人类精子库。

其中，重庆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精子库于2001年11月获得卫生部批准，后由于其在精子采集、存储和对外提供等方面存在严重技术和管理问题，于2003年6月被卫生部责令停止对外供精并进行整改。2003年11月和2006年2月，经卫生部先后复查仍未达到整改标准，目前仍在停业整顿中。

也就是在2007年，卫生部将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部门。权力下放后，生殖中心的数量再次回升，陈振文的数据是，2011年年底生殖中心已经达到了205家。精子库的数量随之增加了5家，变成了15家。

“权力下放，主要是管不过来。两三百家，每两年检查一次，很麻烦。”陈振文这样解释权力下放的原因。

模式之别

中国的捐精采取双盲原则，即捐精者和接受捐赠者彼此不知道对方信息。

英国的法律部分借鉴了美国的做法，规定以捐献的精子或卵子培育出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了解自己“血缘父母”的真实身份。在英国，从2005年4月1日起，精子和卵子的捐献者不再受匿名保护，这主要是保护其“血缘子女”了解父母身份的权利。

在美国，美国组织库协会已经认证了一百多家精子银行，精子银行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管，具体的监管条例在美国各州有区别。

西雅图一家国际精子库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中国对于一名捐赠者的精液最多只能让5个女性受孕的严格规定，美国并没有任何限制，但精子银行一般都会控制在最多25位女性受孕为宜。

美国人每捐一次精，会得到100到130美元的“补助”。如果献精者是医生、律师等，补助会更高一些。因为患者对这类人群的精子需求比较大。

上述人士还表示，每份试管精子的出售价格是根据他们的成本和同行竞争价格所制定的。他们的精子卖到世界40个国家，时常供不应求。

世界五大精子库有四个设在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国。大多是采取公司化运作的营利性机构。而中国的精子库和生殖中心大都设立在医院和科研院所。比如，北京人类精子库，属于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是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

在美国，精子库的主要买家一半是想要孩子的单身女性和同性恋伙伴，购买方式以电子商务为主。想购买精子的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根据自己想要的标准，检索出特定捐精人群的精液。比如血型、种族、身高、头发颜色和教育程度等。一旦选中某个捐精者，买主就可以和精子库签署一份协议，明确表示同意放弃追究捐精者作为父亲的责任。签完协议，买精的客户付款，精子库会把精液快递给买精人的医生，由私人医生给买精人做人工授精。

如果买精人愿意多花一点钱，还可以看到捐精人的个人简历和详细个人信息。

在中国，精子的采购者，必须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三证齐全。不允许单身女性和同性恋人工授精和做试管婴儿。

产业化更是明令禁止。“两个办法”明确规定，严禁精子库的商业化。

商业化争议

“我们卖给生殖中心的精液每份价格大概在800-1000元，现在要涨价了，因为精液的采集成本高，而捐精者减少了。”陈振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多人是打着(捐精前)免费体检的目的来的，体检结束后就不再捐精了。

陈振文透露，北京人类精子库基本不盈利，处于盈亏平衡期，前几年是亏损，“每个捐赠者的获取成本是一万元左右”。

作为精子库下游的生殖中心则基本是赚钱的，主要是利用生殖医学技术进行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培育。因为手术费用比较高，比如人工授精，便宜的也要3万元以上。

“重庆精子库的问题就是商业化造成的。外面的公司帮他们操作，带来很多问题。不合格的精液也被卖出去了。连艾滋病都不查。”陈振文说。

卫生部妇社司一位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有中信湘雅的模式在先，但是私人资金和社会资金要进入精子库和生殖中心，很难行得通。

而湖南省卫生厅科教处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资金来源不会影响审批，湖南省卫生厅只认标准、条件和人员资质。不过他又透露，除了中信湘雅，目前湖南的生殖中心里，只有一家有民间资金。(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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